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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理想主義者，追求存在的自由─侯文詠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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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不老的頑童，是不被答案限制的哲學家，總在生命轉角用心思考；是拿筆的革命家，相信人比體制大，描繪社會最真實的樣貌；他說這個地方給了他很多美好的東西，他要在自己最好的四十歲的時候，回過頭來關心這裡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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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採訪／張雅婷 資料提供／侯文詠、皇冠文化、公共電視】 原著是我跟讀者共同擁有的東西，我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去改變它，但是當它變成電視劇時，我就有機會賦予它新的想像。 野：最近有兩部您的作品被拍成電視劇，分別是《白色巨塔》跟《危險心靈》，您笑稱自己是《白色巨塔》的「武術指導」，負責監督每場開刀戲，但是對於《危險心靈》，您卻全程參與，還親自擔任擔任的製作人，可以談談您當製作人的心得嗎？ 侯：這次會出來當製作人其實有點不得已，剛開始映畫（《危險心靈》的製作公司）來找我談，我們去各大商業電視台遞案，但是他們都不看好這部片，希望能在片子裡加料，但我覺得這樣就會模糊焦點，幾經波折，最後才找到公共電視，因為我、映畫跟公視之間有很多不同意見，如果我不管就會變成多頭馬車，只好出面統籌，運用我的資源讓這部片順利產生。 野：這次是您第一次擔任製作人，也是易智言導演第一次拍攝電視劇，談談您們合作的心得。 侯：我本來不認識易導，是因為看了《藍色大門》才去找他，在討論的過程中，我發現彼此的想法很一致，我們決定了一個核心後，整個劇的架構走向、情節大綱、人物設定大概都講好了，不過拍電視劇的資源有限，我盡了一切力量，就為了能支持導演把我們討論好的一切表現出來，我們的合作關係就像雙人舞，他是舞姿曼妙的女舞者，而我是強而有力的男舞者，我只要盡全力把他抬起來，讓他好好表現，吸引觀眾的目光。 野：製作人跟作家很不一樣，電視劇跟書也有所不同，為了劇情，改編經常會跟原著不太一樣，您如何看待「改編」這一件事？ 侯：很多作者會怕改編的東西會跟原著很不一樣，我是一個比較「民主」的作者，不求每部作品都要改編成電視劇，很多人跟我談改編企畫，我都沒有答應，因為我將「改編」視為「再創作」，如果要改編，整個企畫跟合作對象必須讓我有新的想像空間，像之前跟王小棣導演合作《大醫院小醫師》、這次跟易導合作《危險心靈》還有跟蔡導（蔡岳勳）合作《白色巨塔》，都是因為我覺得這些導演可以用不同的觀點，以影像來詮釋我的原著，我可以完全信任，讓他們去編劇；另外，從二○○三年《危險心靈》出版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年，我的年紀大了一點，對原著也有了新的想法，但是我不會去改變原著，因為那是我跟讀者共同擁有的東西，我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去改變它，但是當它變成電視劇時，我就有機會賦予它新的想像。 野：您曾說過希望讓作品自己發生影響力，目前《危險心靈》正在電視上播出，您希望它能產生什麼影響？ 侯：我所希望的影響正在發酵中，在公共電視的討論區還有PTT（台大的BBS）的戲劇版上，數以萬計的網友不斷上網留言討論劇情，有叫罵、有諒解，這樣的對話是很難得的。在台灣，青少年一直沒有被看見，大家不認為他們會思考，只想賺他們的錢，給他們穿球鞋、看電影，但是從不討論他們的心事，這樣有點糟糕，《危險心靈》所呈現的問題，可能大家都想過、經歷過，但卻沒有拿出來討論，在這些問題中，大家都很辛苦，到底誰錯了？似乎大家都錯了，就像警匪片裡，所有人都拿著槍指著對方，好像拿著槍才有說話的權力，結果所有人只能在小房間裡不斷打轉，到底誰可以把槍放下？這需要信任！我們能不能好好溝通，找出一個大家都不辛苦的方法？ 我希望藉由這部戲促成大家溝通，有溝通，就有改變的機會，凝聚正面的力量、建立信任，進而形成新的標準，什麼是「好」的標準，就像我在討論版看到的，學生、老師都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，甚至雙方因為立場不同開罵起來，但是過了幾天又能彼此諒解，學生認為老師可以督促我，但是不能羞辱我，老師也發覺自己的出發點是善意的，但是方法可能是傷害的，這樣的對話從兩邊沒有交集的互罵，到逐漸形成共識，建立一個學生、家長、老師都能接受的標準，過去沒有共識的原因，是因為青少年被摒除在外，既然什麼都是別人決定的，他們就會選擇性的接受，所有享樂他們都要，所有管教通通不要，如果他們變成「草莓族」，某種程度也是大人造成的，若能把他們的意見納進來，所有管教，都能經過他們的同意，讓他們學習自我負責，才會成長。 我很在乎那些正在長大的孩子，他們怎麼長大？長大後會變成怎樣的人？又會怎樣影響下一代？畢竟人的文明是因為那些不斷長大的孩子才能不斷進步。 野：《危險心靈》中反映出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太過單一，把讀書當成唯一大事，您在書中也有提到美國、法國的例子，您覺得造成東西方差異的主要癥結在哪？ 侯：我在書中一直填充不同的想法，其實很難說誰比較好，西方自從文藝復興以來，開始超越東方文明，他們會問「為什麼」，這個傳統來自希臘的蘇格拉底，用革命的精神，藉著問「為什麼」追求更多的知識，所以他們的文化是活的，不斷懷疑思考、不斷推翻成長；東方文化不容許自我懷疑，講究傳承、相信權威，我們從黃帝堯舜禹湯一路下來，但如果一開始黃帝就是錯的怎麼辦？ 以前我很討厭背書，覺得背書是一種缺乏想像的教育方式，所以我考完聯考就把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燒掉，但是到了這個年紀，我又開始重看論語，我發覺那些經典也有厲害的地方，而且，其實西方從小也在灌輸基督教的東西，也是背了就有獎品。 我不覺得西方比較好，而是我們應該要更有自信一點，去找出一個比較好的教育方式——覺得昨天不好就應該改變。很多老師都在講，忍耐一下，唸書的痛苦都會過去，但我覺得改變是必須的，我很在乎那些正在長大的孩子，他們怎麼長大？長大後會變成怎樣的人？又會怎樣影響下一代？畢竟人的文明是因為那些不斷長大的孩子才能不斷進步。 |
野：當初寫《危險心靈》是因為您唸書時曾經希望「有一天可以廢除聯考」，在您求學成長的過程中曾有叛逆的行為或念頭嗎？參與課外活動算是您的一種反抗嗎？如果重新成長一遍，您最希望做什麼事？
侯：我國高中的時候很乖啦！雖然那時候有一肚子的想法跟不滿，但是那些不滿都被「害怕」給壓抑了。我做了很多那時候別的小孩不敢做的事，參加課外活動、讀閒書，這是內在的一種叛逆，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證明我的存在，但是有一個前提：功課一定要顧好！其實我很謹慎，考不好也會痛苦，當然我還滿會考試的，不過當我考上醫學院的時候卻很難過，遺憾那一段青春年少就這麼過去了，我想讀者會在我的書中獲得感動的原因，是因為很多人都跟我有相同經歷，考得好的人痛苦，考不好的人更痛苦，沒讀到也沒玩到，所以那段往事就變得不堪回首。
如果讓我再度回到那個時候，我希望可以再長高一點！如果我把唸某一科的時間拿來運動，那我的身體會變得多不一樣！我們的教育很值得再思考，為什麼在身體最需要發展的時候，偏偏要一直坐在教室唸書？為什麼在應該要碰觸人群、碰觸情感的時候，卻不准我們交男女朋友？而且只能跟功課好的人作朋友？功課很重要，但是有重要到「獨裁」的地步嗎？為了功課，把其他是通通捨棄？
西方的小孩可以盡情運動，所以他們身體很早熟，而東方小孩則是的想法太早熟，有點老化，我們從小就一直想著「前途」，不斷唸書補習，就為了將來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「市場有用的人」，小孩學了這些東西，我們的國力就會比他們強嗎？我們受制於「成績」的威權，但是成績不等於成就，學習也不等於學測啊！
野：《我的天才夢》當中呈現您思維的轉變，由追求領先卻陷入迷惑，到拋下世俗標準全心寫作，您怎樣看待成長中的迷失？
侯：追求的過程本來就會迷失，一定要走錯路才會成長。有一次，我小孩學校校車停開，我想從學校走到家不過十分鐘，就讓他自己走回來，沒想到過了好久他還沒到家！我急忙出去找，才發現他迷路了，於是我帶他回學校，讓小孩帶我走一次他剛剛走的路，每到一個路口，就問他剛剛怎麼決定方向，再跟他說怎麼走比較近。家長不能「越位」，不能用車子一路把他載到終點，這樣他永遠不會知道路，一定要自己走一次才算數。
野：您對教育頗有想法，您自己也有兩個兒子，可以分享一下您教育小孩的方法嗎？
侯：我對孩子的管教，一定要經過他們的同意。很多家長管小孩都很焦慮，每次唸小孩就講一堆，亂槍打鳥，只是在發洩焦慮。如果要管教小孩，一次教一件事情就好，我從來不會為了成績去罵我的小孩，只要求核心的東西：EQ 跟信用，繞著這兩個課題在生活中不斷提醒他們，例如這次世足賽，魯尼被舉紅牌下場，我的小孩就知道，如果EQ不好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；另外像信用，答應別人的事就要做到，時間是紀律，也是信用，我的小孩愛晚睡，我太太唸了好幾年，都沒改變什麼，我問他們：你覺得你應該幾點睡？應該幾點起床？我們訂出時間，每天記錄，如果你今天晚了半小時，明天補回來也可以，這是責任、榮譽。就當我們在賭博，我會提供他們很多書跟影片，如果他們遵守約定，就有獎勵，如果做不到，就不能看影片了，結果這幾個月下來，他們已經能夠自我管理了，因為這個架構是他們認同的，最近暑假到了他們跟我要求晚起一點，我同意了，規矩還是一樣。
野：能不能推薦什麼書給青少年，刺激他們主動思考？
侯：《麥田捕手》，在《危險心靈》中的小傑在圖書館看到一本書看到哭，就是在看《麥田捕手》，這本書真的滿好的，易導在戲裡面也有把它拍出來，建議大家去看看。
寫實文學的重要性在於它取代了報紙的功能，例如教改，報紙寫了那麼多也許不如一部連續劇來的深刻……
野：在您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出您淵博的知識，例如《危險心靈》中就有提到《聖堂教父》、《聖經》、《漂鳥集》等等各種類型的書，可以談談您的閱讀經驗嗎？
侯：年輕的時候，我是一塊一塊有結構去讀，從中國文學張曉風、朱西甯、白先勇，到當時的禁書沈從文、老舍、巴金，後來接觸了西洋哲學，希臘的蘇格拉底一直到羅馬時代等等，到現在，我已經不挑了，歷史、人文、美學、建築，只要「好看」什麼都看，最近我還看了有關香料的書。對我來說，讀書就像喝水一樣，水是沒有口味的，就是必需品；閱讀的快樂在於我可以進入書裡面的世界探險，突破很多不自由的限制，可以增廣見聞、開闊生命。
野：當醫生需要理性，作家需要感性，兩者是衝突的還是有共同點的？從您開始寫作到現在，寫作對您的意義有沒有什麼樣的轉變？
侯：其實當作家更需要理性，因為寫長篇小說要有結構，當醫生更需要感性，因為醫生是處理別人的生死，那不是理性可以解決的；兩者共同點都是在捍衛別人、給別人希望、慰藉，有衝突的只有時間上的衝突，我在當醫生時充滿罪惡感，常常覺得時間不夠，應該要多救幾個人，當作家也是，總希望能有更多時間來寫作，到最後我必須作出決定，雖然大家都知道當醫生是比作家更好的選擇，但是我想更自由一點，那種自由是「人存在的自由」。從《白色巨塔》到《危險心靈》，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人比較大還是體制比較大？我們一直認為人是自由的，但是當我在書中呈現「人比體制小」的時候，竟然獲得很大的共鳴！
這讓我嚇了一跳，其實我很矛盾，我可能是個理想主義者吧！如果真的體制比人大我就不用寫小說了！盡量設法在體制內活得比較好就好了，就是不甘心才會寫小說，作家就是相信「人比制度大」。年輕的時候，寫作是一種炫耀，可以以情書給女生、證明自己有才華；現在我藉由寫作來釐清我是怎樣的人？我跟世界的關係是什麼？寫作成為我跟別人溝通的中介，我需要它（寫作），比它需要我還多，也許老了以後我還要拿錢出來拜託別人讓我出書……。
野：您的作品都反映了您的生活與觀察，您覺得您算是「寫實派」的作家嗎？您是否希望台灣的電視劇也能「寫實」？
侯：會變成寫實是因為台灣近年寫實的東西太少，我們不太談當代的東西，台灣這幾年的變化等於歐洲兩百年來的變化，包括民主化、金融改革、教育改革，我們生活在動盪中，變化很大，但是我們主流的大眾文學多半是奇幻的或驚悚的，缺了寫實這一塊。我希望能幫助優秀的導演，留下「好的」電視劇，台灣的觀眾真的很好，只要用心就會被看到，媒體可以作很多事情，不是說媒體不能有「娛樂」，而是娛樂的部分太多了。反觀日本的寫實一直都在，日劇的內容有銀行、保險、律師等等，那就是他們的社會啊！
寫實文學的重要性在於它取代了報紙的功能，例如教改，報紙寫了那麼多也許不如一部連續劇來的深刻，如果有更多像《危險心靈》一樣的作品，我們就不用只聽專家硬梆梆的理論；沒有寫實文學，我們只能從報紙、政論中去看事情，對於現實世界的觀點變得很膚淺、單薄甚至偏激，有了這些作品，討論事情會有更深刻的層次。
【本文章節錄自2006年八月號yaputo野葡萄文學誌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