個人主義與女性自覺──易卜生劇作《玩偶之家》

個人主義與女性自覺──易卜生劇作《玩偶之家》

《玩偶之家》徹底展現了易卜生的女性主義立場，但支撐在這個立場背後的則是易卜生所有作品所涵蓋的普遍精神，那就是個人主義，這無疑是更為廣泛旦更為積極的人生哲學，因此，即使過了一百多年之後直到今天，易卜生的作品仍能歷久彌新，...

【文／劉森堯】

易卜生寫《玩偶之家》的年代（一八七九年）正是西方性觀念最保守同時也是女權最低落的時代，那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鼎盛時期，卻是西方文明史上少有的一個保守時期，女性地位低落得無以復加，易卜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寫出像《玩偶之家》這樣為女性講話的戲劇，說來算是一件石破天驚的事情，他扭轉了男尊女卑的封建觀念，並啟發了女性的自覺。

《玩偶之家》徹底展現了易卜生的女性主義立場，但支撐在這個立場背後的則是易卜生所有作品所涵蓋的普遍精神，那就是個人主義，這無疑是更為廣泛旦更為積極的人生哲學，因此，即使過了一百多年之後直到今天，易卜生的作品仍能歷久彌新，因為女性主義在喚醒了女人的自覺之後，仍得面對另一個人生的重要課題：如何努力去做自己的問題。因此，《玩偶之家》可以說是結合了女性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一篇偉大傑作。

這齣戲劇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之時所引起的衝動是史無前例的，連易卜生自己也是始料未及，其中許多衛道人士更是群起而攻之：女人如果不安於室，這個社會不是要崩潰瓦解了嗎？當時另一知名戲劇大家史特林堡也站在反對立場，他認為易卜生只寫出男人如何迫害女人，為什麼不控訴女人如何迫害男人呢？但另一方面他還是讚許《玩偶之家》對不美滿婚姻的質疑。在那個時代的西方社會存在著多少個諾拉，她們生活在封建的父權體制下是多麼的痛苦和無奈，她們一旦淪入不美滿的婚姻狀況時，毫無反抗之餘地，諾拉率先走出這一步，她以無比的勇氣離家出走，拋夫棄子。一八七九年，諾拉跨出門檻是一小步，但在人類文明進化上卻是一大步，這一步撼動了女性的自我覺醒，邁向新生。如果說兩千年前的希臘悲劇《朱葉亞》只是一篇女性主義的告白，那麼《玩偶之家》則無疑可看成為女性主義的行動先鋒。

根據西蒙‧波娃在《第二性》一書中的說法，歷史上女人的困境是環境造成的：女人不是生成而是變成的。更確切的說，女人的困境是男人造成的，在傳統的封建父權社會中，女人從小就被教導要服從男人，她們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服務男人和取悅男人，「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」正是諾拉在劇中提出來要加以嚴酷批判的封建觀念。她說她只是從父親手中轉到丈夫手中而已，未出嫁時在家扮演聽話的乖女兒，出嫁之後變成時時要取悅丈夫的溫馴妻子，她始終無法去做真正的自己，所以在劇中的最後一幕，諾拉覺醒的第一步就是尋回自己，而尋回自己的首要步驟就是離開丈夫。她說：「如果我要了解自己和有關自己的事情，我就得尋求自立，因此，我不想繼續留在你身邊。」諾拉今天之所以能夠下定決心離開丈夫，就是因為她已找到了自立的門路。傳統封建社會中，女人之所以必須仰賴男人鼻息而受制於男人，就是導因於無法自立，我們看電影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片中那些失敗的女人即是如此，她們不但受制於男人，甚至還為了爭寵而互相鬥爭。西蒙‧波娃因此肯定並強調，女性自我覺醒的先決條件就是尋求自我獨立。

弗洛依德在談到女人問題時曾問：女人到底要什麼？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，諾拉的行為已經解答了一切，她要的是尋求自我的空間。當女性主義發展到一個地步時，女人要求的是個人的獨立自由空間，發展到極致，就是個人主義。諾拉除了想做「自己」之外，她更想要做的是一個「完整的個人」。在《玩偶之家》的最後一幕，當諾拉和丈夫攤牌之時，丈夫批評她不肯為丈夫和孩子負起該負的責任，她的回答很理直氣壯：我有更神聖的責任，那就是對自己負責任。這顯然是個人主義的最佳告白，在這個世界上把自己修善完整應該是人生的首要之務，換言之，努力去做一個美滿完整的個人，恐怕會比道德至上的高調更實在一些。一個人如果沒辦法把自己修行好，如何去與別人負責呢？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似乎只是一線之隔而已，有人批評諾拉自私自私，只考慮自己，不顧家庭和小孩，但透過覺醒，易卜生卻賦與她一副新的女性形象，或者說，給予她一種新的人生價值觀，她一直處在一種弱勢地位，她迷失了自己，有朝一日她覺醒了，而且有勇氣拿出具體行動，這不單只是女性的覺醒，甚至也是人的覺醒。突然間，這種人生的視野變寬廣了，也變得更符合人性。人只有先把自己做好，才能再去談論其他，只有先愛自己和先對自己負責，然後才可能去愛別人和對別人負責。

如果說《玩偶之家》是一篇傑出的偉大劇作，除了有豐富的內涵之外，在技巧形式上必定也有其突出之處，美國著名的易卜生專家邁克‧梅爾（MichaelMeyer）在其大著《易卜生傳》一書中提到這齣劇本時就說，用簡單明瞭的經濟手法襯托出壯闊撩人的主題，可以說是易卜生最為過人的表現技巧。全劇五個人物，簡單的場景，加上日常生活的平凡對話，一步一步將戲劇劇作提向高潮。事實上，支撐本劇的戲劇動作和故事線索可說極為單純，整個結構很像希臘悲劇《伊底帕斯王》，由現在去撥開過去的因，逐漸推向此時此刻的果，前後互為因果，其中有兩條互相交織的線索，其一是過去諾拉為救丈夫的健康而假借父親的簽名向人告貸，其二是現在丈夫當上了銀行經理，人事更動中欲開革他所不喜歡的一個人，而這個人恰巧是諾拉的昔日債主，手上握有她假冒簽名的把柄。這兩條線索交織一起，營造出最後一幕精彩無比的衝突高潮。我們看到一個表面看似安和樂利的幸福家庭，實則暗潮洶湧，背後潛藏許多經年累月的壓抑因子，輕輕觸碰，一發而不可收拾。

易卜生突顯事件的技巧，邁克‧梅爾稱之為文學的「立體主義」，好比繪畫上崇尚及立體主義時代的畢卡索作品，用簡單的塊狀線條去凸顯作品的宏偉性格，並顯現其有力的總體效果。易卜生展現高潮的方式是漸進的，並且帶著懸宕效果，然後逐步推向一個爆發點，呈現了西方現代戲劇史上少見的精彩結尾：諾拉跨出家門，義無反顧，留下一個錯愕不堪的丈夫，叫著諾拉的名字。

作者簡介：
劉森堯，台灣東海大學外文系學士，愛爾蘭大學愛爾蘭文學碩士。劉森堯教授是七○年代後期到八○年代初期台灣電影界的重要影評家，近年重心則由電影轉向文學，並有《電影生活》，《導演與電影》，《天光雲影共徘徊》、《母親的書》、《2005／劉森堯》等作品。

【詳見263期《聯合文學》九月號】